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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点2003系列报道】10大别样情感 |
一直以来，我们都纠缠于一个两难话题：爱到底需不需要理由。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在2003年，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了那么多没有来由的爱——不但没有来由，甚至让人无法想象和接受。我们如同观看一场场演出，置身于别人的情感传说，落泪或者开怀，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学得来这样去付出、这样去爱。
妙龄女千里追嫁六旬翁
23岁的刘玉珍和63岁的丈夫孙如山已经结婚三年了，他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其乐融融。身体硬朗的孙如山在外打工，刘玉珍在自家1000多平方米的大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鸡鸭，两个宝贝女儿让孙如山觉得“生活格外有奔头”……
孙如山一生经历坎坷，年轻时结婚不长时间，媳妇就不幸死于结核性脑炎。此后，悲伤的他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打工谋生。1994年，54岁的他到黑龙江省鹤岗市养牛。因为每天都要到一处树木葱水草丰美的山麓上放牛，在这里他结识了才14岁的当地女孩刘玉珍。
1998年5月，突然间阴云密布，暴雨袭来。孙如山急忙赶着牛群下山，就在他挽起裤腿准备过河时，看到了河的上游漂下来一把雨伞。“这不是刘玉珍和同伴常带在身上的那把伞吗？难道她们出事了？”孙如山边想边沿河一路飞奔，跳进水中，将两个姑娘拽上了岸，自己却昏了过去……
从此，一颗爱的种子在刘玉珍的心中发芽了。“我要给孙大叔当媳妇，一生伴在他的身边。”1998年7月，刘玉珍的这句话让58岁的孙如山惊呆了。“她才18岁，怎么能忍心让她把青春浪费在我这个老头子的身上呢。”孙如山想。一天夜里，孙如山悄悄打起背包，离开了。
孙如山离开后，刘玉珍一刻也没有停止打听他的下落。“我明白他远走他乡是用心良苦，所以决心一定要找到他。”刘玉珍说。1999年12月25日，寒风刺骨，刘玉珍走出海拉尔火车站，不知所措地呆望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凌晨2时，熟睡中的孙如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千里迢迢跑来找我。”孙如山说。
刘玉珍真挚的感情让孙如山感动了，几天后，孙如山和刘玉珍回到老家尚志市。2000年5月5日，二人登记结婚。“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左右邻居和我家的亲戚，她娘家一个人都没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她。尽管我多次去她家恳求两位老人原谅，但都被撵了出来。希望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们。”孙如山叹了口气。
刘玉珍和孙如山表示，虽然自己的行为遭到了非议，但他们并不后悔。“只要我们自己愿意生活在一起，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刘玉珍说。“虽然我们生活不富裕，但两个人日子过得很幸福。”孙如山幸福地说。
孤儿安童和她的18个哥哥
安童的身份太复杂——孤儿、私生子、卖唱女……安童曾说：每年都有一个秘密被揭开，每个秘密都让她心痛——痛得她想死。安童的生活太戏剧性——血液病、八分之一的外国血统、奇迹般的活下来……2003年的夏天，人们的目光就这样被一个叫安童的女孩吸引，透过安童，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活着的价值。
安童有很多妈妈：最早的妈妈是高妈妈，直到有一天，安童得知自己不是高妈妈亲生；接着，妈妈变成了内蒙古的田妈妈；2000年年初，安童被确诊为“病毒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由于输血配型的原因，安童得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最后版本：她是个私生子，母亲是个舞蹈演员，生下安童后死在了内蒙古一家医院的产房里。
为了治病，安童独自来到北京，住在宾馆的地下室，在这里，安童一次次陷入昏迷，又一次次醒来，最长的一次连续昏迷了28天。安童说：因为身边都是好心的北京人，我才能够活到今天。安童有18个哥哥，这些原本不相识的哥哥们挣钱养着她，给她治病。安童知道哥哥们都是“北漂”，没有稳定的工作，就偷偷跑出来卖唱挣钱。后来，哥哥们知道了，打了她，打完后大家抱在一起哭。
张羽是一直照顾安童到今天的北京哥哥。初见昏迷中安童后，张羽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一枚桃核，磨制了两个护身符，用尼龙绳穿好。一只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只给安童戴上。“无助的时候，只是想用旺盛的青春庇护安童，给她生命的力量。”张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安童逐渐恢复了缓慢而微弱的呼吸，张羽跪在地上“通通通”地磕了三个响头。
安童还有一位叫王继的北京哥哥，当安童连续昏迷10个小时，呼吸间断，瞳孔开始放大，连插进鼻孔的氧气管也开始失去效用时，王继死死抱住安童。“谁也不许带她走！她说了她不能……”“死”字说不出口，大滴的眼泪就落在了安童的脸上。奇迹般地，安童醒了。
安童还有一个叫张醒非的监护人，这是个做过记者的姑娘，张醒非说，关注久了，我有了一种希望：亲眼看着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看着她走出痛苦、绝望，学会独立、坚强；看着她结束一种“边缘”的生活，开始健康、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恋爱、结婚……张醒非甚至幻想过若干年后，安童穿着洁白的婚纱走向红地毯的样子，美丽而幸福。
2000年，安童昏迷28天，失明三个月。在安童昏迷的时候，安童所在的地下室旅馆长长的走廊里，彻夜响着男孩的歌声，最悲壮的是那首改编过的《国际歌》：睁开！你那紧闭的眼睛！醒来！昏睡中的你！我们的热血都已沸腾，要为生命而斗争，这是艰难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睁开你的眼睛，你的梦一定会实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生命的奇迹，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最后的斗争！睁开你的眼睛，你的梦一定会实现，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让生命透出新气息！
中英青年联合救助怒族女孩
还不到1岁，怒族女孩约丽琴的双脚就被灶火严重烧伤，从此，伤痛伴随了约丽琴14年，直到2003年春天，一群从广州飞来云南旅游的中英青年看到了约丽琴，两个月后，他们把15岁的约丽琴背出深山，奔赴广州救治。
英国小伙子格乐夫和中国女孩汪小青是在今年2月16日第一次见到约丽琴的。“当时我看到她的左脚烧后只剩下一个大拇趾头，左脚板上可以看到一些化了脓的肉，周围是一层腐烂的皮。”格乐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上当时约丽琴的右脚大拇指已畸形弯曲到足底，拱出脚面老高。
那天，格乐夫用数码相机从不同角度拍下了约丽琴残疾溃烂的双脚，一行五人飞回广州，拿着照片询问有没有医院可以治疗。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3月16日晚上，格乐夫又起草了一封致所有朋友的求助信，呼吁大家捐款救助这个可爱的怒族女孩子。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回信和捐款，捐款者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格乐夫一位英国朋友的妈妈，甚至在她管理的游泳池里发起了“游一公里，就会治好一只脚”的“义游”活动，仅仅这个活动就筹集了1200英镑。
当捐款总额达到5万余元人民币时，格乐夫和汪小青第二次进入了怒江的深山。飞机、汽车和3个小时的徒步爬山，当他们终于看到了约丽琴家那座静静立在斜坡上的茅草屋时，汪小青激动地叫了起来。“你们是老天派来的好心人。治得好，是约丽琴的福气；治不好，把她送回来就是了。”约丽琴的父亲感动地说。
当天晚上，格乐夫、汪小青、约丽琴和约丽琴的堂姐连夜下山。山路陡峭曲折，眼看约丽琴越走越吃力，格乐夫提出要背着约丽琴走。懂事的约丽琴怎么也不答应，格乐夫指指自己，又指指约丽琴，生气地说：“你的脚要流血了！我，你的哥哥，背你走。你必须听话。”泪水从约丽琴的脸上流下。
几经周折，丽琴终于在4月18日被送入广州南方医院，在住院和手术期间，恰逢中国非典高峰期。格乐夫的母亲向英领事馆要求送儿子回国，英领事馆也提供了回国的免费机票，但格乐夫说：“我不走，阿琴需要我照顾。谁走，谁是懦夫。”4月21日，约丽琴被送入了手术室，手术持续进行了五个小时。
在一双双关切的目光中，约丽琴醒了。“乐夫哥哥，‘我爱你’的英文怎么说?”这是约丽琴醒后的第一句话，她流着泪把这句话送给了格乐夫。当天晚上，格乐夫把约丽琴手术成功的消息通过邮件传送给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信的末尾，他写道：“今天，广州阳光明媚，我戴着太阳镜行走在阳光下，有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
换肝男女创造生命奇迹
医学界曾对人体大器官移植的难度系数作过如此分级：肾移植为15分、心脏移植为25分、肝脏移植高达75分。肝移植因此被国际医学界誉为“医冠明珠”，目前，我国肝移植者存活3年的仍然比较少见。然而，吴芳芹和杨木水这两个肝脏移植的年轻人，却用爱相互扶持，创造了生命的奇迹。2003年1月31日，吴芳芹和杨木水的结合宣告世界医学史上首对换肝夫妇的诞生，此时女方吴芳芹换肝逾三年，男方杨木水换肝两年零十个月。
1999年12月24日，湖北姑娘吴芳芹进入手术室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持续了三个小时，之后是长达三天的昏迷。苏醒后，吴芳芹发现自己全身缠满了绷带，身上插着6根输液管子。还能不能走出这个监护室？还能不能回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还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少日子？这些问题让吴芳芹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这时候，透过监护室门上的窗口，吴芳芹看到了一张微笑的脸，这个微笑让吴芳芹也不禁抿嘴笑了。许多天后手术室的医生和护士才告诉她，她昏迷了3天，那名叫杨木水的年轻人在监护室窗口守望了3天。
10天后吴芳芹搬离了监护室，杨木水第一个来探望，不善言谈的杨木水翻来覆去地说：“没事，现在医学技术很发达，你很快就会好的……”吴芳芹感到了温暖。经过交谈，吴芳芹了解到，杨木水是肝硬化腹水晚期，即将实行肝脏移植手术。“手术就跟做梦一样……等你一梦醒来，那病就好了……”吴芳芹也安慰杨木水。
2000年3月24日，杨木水也被推进了手术室。这时吴芳芹的身体还十分虚弱，她就靠着墙壁站在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一想到手术存在的危险，吴芳芹就心如刀绞，难道这个善良老实的男子再也无法微笑、无法说话、无法在自己的床边走来走去了吗？到此时，吴芳芹才发现，杨木水在自己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两个半小时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杨木水一切平安。这时候，吴芳芹倒在了手术室门口。
从此以后，感染关、排斥关、心衰关，吴芳芹和杨木水过五关斩六将，与死神进行着殊死搏斗，他们的爱情之花也在悄悄绽放。肝移植病人最难熬的是手术后排斥反应的痛苦，那天吴芳芹急性排斥反应又开始了，伴发的高烧使她处于昏迷状态，刚动完手术的杨木水忙来到吴芳芹的床边极力的安慰她。杨木水唱起了歌，歌声飘荡在吴芳芹的床前，昏迷中吴芳芹也跟着哼起了调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爱情之花越开越美，2003年1月31日，吴芳芹和杨木水领取了结婚证书，拿到证书的那一刻，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考虑到吴杨二人的生活困难，福建总医院免去了他们数十万元的医疗费用。如今，杨木水在医院兼职做了一名护工，吴芳芹则成了医护人员的英语辅导老师。他们还在福州总医院生活区的一个小型市场里开了一间小食杂铺——开心便利店，店名底下还有一道“副题”——世界首对夫妻换肝店。
柔弱女人30年扶起2400余残疾人
假肢，给绝大多数人的感觉是冰凉的，因为缺乏生命力，假肢即使采用了最尖端先进的技术并做到以假乱真，仍然让大多数人们无法用平常的心态正视和触摸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假肢的排斥和惧怕，许多人见到假肢和看到穿着假肢的人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皱着眉头敬而远之。今年，千龙网记者却在采访过程中认识了这样一位女人：30年的时间里她扶起2400余位残疾人。
30年前，18岁的王凤兰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当年全国最有名的假肢厂——北京市假肢厂，成了当年整个北京市假肢厂里流水线上最小的一名学徒。那一年的春天，王凤兰制作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假肢，6岁的勇勇穿上后就再也不愿意脱下来了，即使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勇勇久违的笑脸让王凤兰从此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30年来，她和这些残疾孩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王妈妈”。“我恐怕是全国拥有最多残疾孩子的妈妈了。从新疆到甘肃、从四川到山东、从山西到河北……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孩子，他们都管我叫妈妈。”王凤兰说。
石磊就是王凤兰的孩子之一，每次回忆起石磊，王凤兰都会掉眼泪。“石磊是我见过的残疾孩子中最懂事、最顽强的一个。”王凤兰说，五年前，十二岁的石磊在体育课上突然昏倒，经医生诊断后，石磊患上了可怕的肿瘤。由于癌细胞的扩散，无奈之余选择了截肢。由于治疗的费用十分昂贵，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早已经是负债累累。这时，石磊见到了王凤兰。
“我一直都记得她看到我时那张纯净的笑脸，截肢后的贫血和营养不良让那个孩子的脸十分苍白，她很有礼貌，轻轻地叫了我一声阿姨……”之后，石磊化疗的钱、药费、住院费等一大笔昂贵的开支全部来自王凤兰。几月后，石磊的病情基本稳定，而王凤兰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着手为石磊作的假肢也完工了。“王妈妈，我回去了一定好好上学，考上大学挣大钱，等你老了我就养着你……”懂事的石磊在临回新疆时给了王妈妈这样一个承诺。
然而就在石磊离开北京的半年后，王凤兰接到了石磊妈妈的电话，“石磊已经在一个星期前走了……癌细胞扩散了，孩子走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让取下您给她作的假肢……本来棺材里不能有铁的东西的，可是我怕她没有假肢了不能好好走路，就没有给她摘下来……”
象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王凤兰说自己再苦也是个健康的人，而那些残疾孩子却不能因为没有钱耽误了安装假肢。三十年来，那些她帮助过的残疾孩子，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回来看看他们的“王妈妈”，每个孩子只要回来就会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扫院子、擦玻璃、陪着妈妈聊天……
“道义铁肩”托起吸毒小孩
2003年10月中旬，16岁的阿强再次走出家门来到广州，这时的阿强已经是一个高颧骨、挺鼻梁的帅哥了。而四年前，独自来到广州的阿强曾在流浪的岁月中沾染毒品，靠注射生存。帮阿强走出毒品，重返广州，展现另一种生活姿态的人是一个记者，他叫曹军。
2002年9月7日上午，南方电视台记者曹军在一个铁路桥下的马路边，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场景：在桥墩下的阴影里，一个成年男子正在往一个孩子的大腿根部注射毒品，那孩子头上、手上和手臂上伤痕累累，这个孩子就是阿强。
这是摄像机记录下来的曾军和阿强的第一次对话——记者：天哪，你们在做什么呢？阿强：瘾上来了，没办法。记者：你上几年级了？阿强：二年级。记者：看看都弄成啥样子了，你再这样的话整个人就废了……
第二天，曹军专门赶到铁路桥下寻找阿强。可阿强一看到曹军撒腿就跑：“昨天跟你们话说的太多了，晚上回去被人打了一顿。”为了避开耳目，曹军把阿强带到了白云机场附近，阿强左右看了半天，一下子钻到了路边的草丛里，瘦小的身躯立即被野草淹没了。“你为什么接受我们的采访？”曹军问。“我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过着像我一样的生活。”阿强回答。
曹军心里一紧，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毒品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孩子，他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采访一结束，曹军就开始帮阿强联系免费戒毒所。当戒毒所同意接收阿强时，曹军第三次去寻找阿强。可是，阿强却不见了。“阿强毒瘾那么大，会不会出事了？”曹军的心沉重起来。在盛夏毒辣的太阳下，曹军一行奔波得汗流浃背。他们沿着铁路从广州火车站，一直走到广源西，约走了两公里，沿途都没找到阿强。“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曹军想。
他们的寻找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正当他们心灰意冷地准备放弃时，阿强出现了。阿强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出现在曾军面前的，原来，上次他和曹军见面的事，还是被背后控制他的人发现了，又把他毒打了一顿，把腿都打断了。阿强心有余悸地说：我不想再理你了，我不想再挨打了。
这是阿强第三次因为曹军而挨打，曹军心里十分内疚。“要是不管阿强，一旦他毒瘾发作，他的身体就很难再支撑下去。而且这次见面，很可能仍会被监视阿强的人看见。”曹军极力劝说阿强进入戒毒所，“我把今天的事了结，明天一定来戒毒。”阿强被曹军感动了。
可第二天，阿强却没去戒毒所。曹军急忙发动4、5个男同事一起寻找阿强，在铁路桥附近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工棚里，他们发现了阿强，阿强正发着高烧，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曹军和旁边的几个人把阿强弄上车，送进了戒毒所。在这里，阿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每天跟医生交谈，情绪乐观。戒毒成功后，阿强在记者和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踏上了回家的路。
2003年6月中旬，曹军一行带着医生前往阿强的家乡帮助他进行体检，2003年8月底，他们又把阿强从家乡接到广州来进行体检，两次体检的结果都一样：除了略有营养不良外，没有复吸现象。今年刚满16岁的阿强，已经再次走出家门来到广州，这次走出家门不是流浪，而是去一家企业打工，过着正常青年该过的生活。
25名大学生街头下跪救同窗
2003年7月6日，根据天气预报，这是福州自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最高温度高达38摄氏度。上午8：30，25名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中专学生，在福州市的窗口地带——东街口电信大楼前刷刷下跪，请求行人募捐为身患白血病的同学林必玲治病。
林必玲是福州大学信息工程科技学院2000级的学生，2002年8月被诊断为“难治性贫血MDS—RA早期白血病”。林必玲是长女，下有3个弟妹，一家六口人靠父亲种植海带为生，患病一年多来，林家借债已达5万多元，而骨髓移植治疗所需的费用还需30万元。
“友洪，我可能不行了。” 6月20日，林必玲的同学施友洪接到了林必玲的电话，之后，林必玲患病的“秘密”开始在同学们中间流传开来。同学们开始为必玲筹资奔波：一些同学到单位募捐，却吃了闭门羹；另一些同学到母校募捐，但当时学校里正忙着考试、放假的，大家都无暇顾及；联系媒体的同学也遭遇了麻烦——虽然记者们也为必玲的不幸感动，但他们更在乎事件的新闻价值：“这样的事情太多，没什么报道价值。”他们也去找了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但对方称要打报告研究救助方案，一时没有结果。
必玲的病不能再拖了，7月3日，同学们为必玲的病而再次聚会时，必玲的同学之一陈富有提出了下跪的想法。当时也有同学提出异议，但“第二天，我们再去医院看必玲的时候，大家都同意了”。那天的必玲因为失血过多，全身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牙龈出血，嘴巴肿，有血块。当晚，同学们再次聚会，下跪募捐的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7月6日一大早，他们来到了福州市区最繁华的东街口。“跪下只为让爱撑起一片生命的蓝天”——20多米长的横幅猛然张开，吸引了过往行人的惊诧目光。在横幅下面，同学们又摆开了另一幅红色横幅，横幅上贴满患病同学的病历及生病前后判若两人的照片。8点50分，25个同学齐刷刷地跪下。“膝下有黄金，难抵同学情。”有媒体在报道中如此写道。
20岁的董笑凉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可当她看到那么多好心的人上前捐款，她感动不已，眼泪夺眶而出，此时几个女同学也不由哭出声来。从厦门赶来的黄永府体质较差，旁边的同学问：“你能挺得住吗？”“撑不住也要撑！我没有钱帮助必玲，如果下跪能捐到钱给她治病，跪多久我都能撑得住。”黄永府说。中午12点，在城管队员的劝说下，25名同学才离去。当天他们募捐到7603.7元。病房里的林必玲闻讯泪水横流。
25名同学下跪的举动虽然引起了争议，可真挚的同学情谊却感动了人们：在必玲的家乡福清，人们纷纷伸出援手，捐款近10万元。与此同时，在福州，人们直接送到必玲病床前的捐款约6000元。此外，还有很多企业社团表示要为必玲捐款。
从保姆姐姐到保姆妈妈
今年初，千龙网记者在贵阳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7岁的农村女孩李泽英来城里，在一个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的单亲家庭做保姆，4年后，主人扔下两个刚刚5岁的孩子不辞而别。面对无助的孩子，好心的保姆成了“妈妈”，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微薄的收入养活两个孩子并送把他们送进了学校。
1994年，家住黔西一个贫困山区惠水县高镇沙河村的农家女孩李泽英前往省城贵阳打工，很幸运地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的单亲家庭做保姆，这对双胞胎姐妹一个叫卓欣，一个叫卓欢。“女主人40多岁，是贵阳医学院的护士。”李泽英说。
1998年9月14日，女主人突然出走了，李泽英内心陷入一片茫然，首当其冲的则是没了经济来源。“是抛下两个孩子扬长而去另谋出路，还是想办法养活他们呢？”李泽英在心里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
要是自己养活两个孩子，自己没什么文化，找份工作并不容易；要是一走了之倒也利落，可李泽英又横不下这条心。“我要再走了，两个5岁的孩子这么办？何况带了她们4年，心里那份情也让我于心不忍。”
李泽英说。就这样，“保姆姐姐”成了“保姆妈妈”。
做出抚养孩子的决定后，压力随之而来。李泽英的母亲说，在卓家姐妹养母失踪后的四年里，李泽英先后从家中背了近八百斤大米回贵阳。每次李泽英回家，只要老人手里有点钱都会塞给她，让她买些有营养的东西给两个娃娃。
“既然自己决定抚养两个孩子，就得担起这个责任。我必须马上找到工作，挣钱养活她们和送她们上学。”李泽英想。不久，李泽英在贵阳市正新街一家叫半音区的酒吧找到了一份在厨房做小吃的工作，一个月有500来块钱的工资。每月有了这500元钱，李泽英算是定住了神，她十分珍视这份工作，每天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下班后走差不多1个小时的路回家。
挣的钱除了生活开销，还要留出一部分付房租。因为没有钱，李泽英带着两个孩子租住一个约二三十平米的平房，这里又阴暗又潮湿。为不耽误打工挣钱，李泽英还3次推迟与男朋友约好的婚期。2002年元旦，李泽英终于走进了自己的婚姻殿堂。2001年12月31日，李泽英在她和孩子相依为命的小屋度过了婚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平凡的李泽英因为她的不平凡之举，曾被《贵阳晚报》评为“年度新闻人物”，照片上了该报“元旦特刊”的头版。该报阐述的评选理由是：“作为一个打工妹，在李泽英身上，凝聚了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善良、道德与责任。”
与疑似艾滋女的最亲密接触
10月13日上午9时，家居香港的梁永浩与四川渠县女孩周小燕手牵着手，一起走进位于成都市东大街的四川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然而在这里，这对恋人被告知稍等，因为经婚前体检，周小燕被确定为艾滋病疑似病例。
10时许，梁永浩和周小燕被要求来到妇幼保健院。“目前只是艾滋初筛呈阳性，省疾病控制中心诊断以后才能作出准确结论……”保健院院长王犹全及婚检医生当着两人的面，详细说明了周小燕的病情。听到这里，梁永浩沉默了。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梁永浩的内心在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往昔的一幕一幕逐渐涌上心头，而艾滋病这个可怕的字眼又令他有些犹豫。
37岁的梁永浩整整思索了三个小时，下午1时，梁永浩和周小燕再次来到保健院办公室，梁永浩决定将疑似爱滋女周小燕迎娶回家。在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后，院方出具了如下内容的证明：周小燕，女，23岁，2003年在我院婚检时查血HIV呈阳性，当时建议到省防疫站复查作特异性检查，病人不愿再作检查。周小燕病情已告知男方，当事人双方已知病情，自愿结婚。
在院方加盖公章后，两人拿着这份证明来到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又分别在这份证明上写下如下文字：“本人知道周小燕病情，自愿结婚，后果自负。”“本人已知病情，要求结婚。”接着他们慎重的写下自己的名字及2003年10月13日的落款，并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指纹。
下午2时，这对恋人终于拿到了鲜红的结婚证书，新郎和新娘都十分高兴。“特别是周小燕，她当时简直是高兴昏了。”事后，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回忆说，她全然不顾周围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吱”的一声在新郎脸上亲了一口。“我们都非常爱对方，舍不得放弃这段情。”周小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梁永浩已经飞回香港，周小燕称她们将在香港定居，决定婚后在香港复查，如果确诊，将在香港治疗，在没有确诊或者确诊后没治疗好之前，他们不会生育。周小燕说，成都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老公没有被感染。
全城总动员寻找乳猪救人命
2003年3月26日下午，四川省郫县红光镇金土村的许军华在给汽车加油时浑身被大火烧着，当大火扑灭的时候，许军华已经被烧成一截黑碳，浑身见不到一块完整的肌肤。在被送往医院抢救后，确定：许军华为全身92%面积的高度烧伤，其中30%为特3度烧伤，呼吸道也受到了严重的烧伤，而且还有血块堵塞在里面。
“必须在三天之内给病人做植皮手术！防止由于皮肤腐烂而造成败血症和吸入大量的毒素造成严重的急性肾功能衰竭。”四川省消防武警总医院的著名烧伤专家魏平提出。但病人身上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可以用来移植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出大面积的人皮，十分困难。魏平当机立断，提出用猪皮来临时代替人皮做手术！
这个手术对猪的要求很高：年龄半岁，体重80公斤，全身白色，脂肪层不超过5厘米，没有喂过任何含色素、香精、添加剂饲料，没有生过病，纯粹是喂粮食长大而没有交配过的公猪。为了寻找这样的一头乳猪，医院派出了20多人的寻猪小组，兵分三路到成都市的各大屠宰场去找，然而一天下来，毫无所获。
魏平心急如焚，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此事，上级领导随即指示：加派两个排的官兵，马上到成都市郊区县各地去寻找合适的猪！一时间，寻猪的队伍又增加了许多人。而成都市的各大媒体知道此事后也加入到寻猪的队伍中来了。一时间，整个城市都在为挽救一个生命而寻找一头猪！这支由武警战士、医生、病人亲属、热心的市民等组成的特殊寻猪队伍浩浩荡荡。
第二天天黑了，猪终于找到了。魏平和几位助手一起，连夜满头大汗地把猪杀死，用剃须刀在猪身上一寸一寸地剃猪毛，足足剃了两个多小时；接下来，他们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地在猪身上剥皮；然后，魏平又和自己的助手一起，把剥下来的猪皮再用手术刀把皮下多余的脂肪去掉。整个过程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魏平还亲自把去脂后的皮分割成20厘米见方的小方块，然后在每块皮的中间开出一个U字形的窗口。“大约三个月后，随着身体的恢复，植入的猪皮下面会慢慢长出来大面积的皮肤。等到那时候，猪皮的使命就完成了，它会慢慢地自然脱离人体。”魏平说。
天大亮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清晨8点，魏平主任和同事们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救治过程。255块猪皮被密集地移植在了许华军的身上，手术持续进行了10个小时，许军华终于脱离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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