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气与大同之梦——从头品读毛泽东诗词     由于作者的特殊地位，毛泽东诗词一经问世便备受世人关注。不管你喜欢与否，它的影响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其思想和艺术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誉之者认为“诗人毛泽东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用尽天底下最奢华的形容词如“前无古人”“千古绝唱”“词坛第一国手”“时代的诗魂”“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犹嫌不足，还要号召人们“沿着毛泽东开创的当代诗词创作道路奋勇前进”；毁之者则责难其“帝王思想”，指其语象粗豪重复，袭用前人成句，质疑其某些重要篇目的版权，直欲摘下其诗人桂冠。有的评语，如鲁迅说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气”，则被作着不同的解读。斯人早已作古，尘埃应该落定。尽管还有某些疑云一时难以消散，我们还是不妨对其成败得失，作一个大致的评估。     不过，有推崇者说：“也许可以夸张地说，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的普及，应归功于基督教所强加的人必诵咏的《圣经》。我们许多的古典诗词知识，也许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诗词在文革期间的广泛普及。”[2]这就不免似是而非了。可叹我辈，生逢秋来九月八，一花开后百花杀，正该发蒙读书，却遭遇十年一出荒诞剧，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文化艺术几乎尽被指为封资修货色，予以焚毁，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曲，统统都在禁书之列，上下五千年，泱泱我诗国，只剩下一本红宝书三十几首诗词流布于世，灌输与人，别无选择。归功耶，归过耶，千秋功过，谁人曾与评说？         一     今天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诗作，是他十三岁时的两首咏物诗。一首《咏井》：“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另一首据说是在其塾师毛麓钟指导下做成的《咏指甲花》：“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艳。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天。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托物言志，初识诗理，据此尚难推知其未来在诗国的建树。     1910年，十六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五十里以外的湘乡县读书，曾抄录一首当时已流传很广的日本诗给父母，表达自己的远大抱负：“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只改了两个字，原诗前两句为“男儿……死不还”。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有这种改他人诗作述自家情怀的习惯。例如，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毛泽东与周世钊谈及此事，感慨良深，改杜甫《咏怀古迹》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只是将原作的“明妃”二字改为“林彪”，倒也贴切。明妃（昭君）生于秭归，林彪生于黄冈，皆去荆门不远。想林彪骁勇一生，追随左右，直到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最后竟落得挈妇将雏远奔漠北，机毁人亡，成为孤魂野鬼，怎不令人叹息？     最能见出少年毛泽东个性的，是他这一年秋天作为湘乡县东山学堂学生所作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王者之气，日后数十年中国政治的一言堂，种种情景都在这诗中预示着。不过，这首诗也并非原创。其蓝本，今有三说。一说是明代权奸严嵩的少作：“独坐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弹鸣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出声？”二说出自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郑氏为官清正，有人刁难他，送一幅怪模怪样的青蛙图请他题诗，郑氏即题一绝回敬：“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三说作者是明朝正统年间的考官薛瑄：“蛤蟆本是地中王，独卧地上似虎形。春来我不先张嘴，哪个鱼鳖敢吭声？”不知毛泽东当初所见是哪一家之作，三家诗彼此间的沿袭关系也待考。不过，其改动之后，倒是较原作增色了，“如虎踞”较之“似虎形”更为传神，“养精神”也比“弹鸣琴”“好遮阴”更见韬略。     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最为后人熟知的名句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作者一生奉行的斗争哲学的著名表述。晚年则演绎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于是，战火硝烟之后的岁月仍然处在斗争和动荡之中，不得片刻的喘息和安宁，中国古代圣贤的“和为贵”的教诲已经淡远无痕，“窝里斗”堂而皇之。         二     也许只有英雄气短者才会儿女情长，毛泽东素有大志，必欲匡举宇内，囊括四海，不屑于缠绵情爱的吟咏。“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世人能够见到的毛泽东的情诗，寥寥无几。他自己说是：“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所谓豪放和婉约，并不单指风格，而首先应该是指其内容。     毛泽东的最早一首婉约之作当是《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一般认为此词作于1921年，是给妻子杨开慧的。但这一解读于情理有所不合，为中共建党“开天辟地”而奔忙而亢奋的年青革命家，会为一次夫妻小别而“百念皆灰烬”“不抛眼泪也无由”吗？近年已有人详加考证，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其第一任妻子罗氏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之后所作，作者时年17岁，亡妻21岁。         三     《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表现的是一个“大同梦”。念及全世界被奴役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于是决意要“搅”，“搅得周天寒彻”，要“倚天抽宝剑”，将我昆仑“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要让这个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只不知道这革命输出，人家领不领情？（笔者涂鸦的此刻，美国正用战斧导弹向伊拉克输送“民主”。）     《沁园春·雪》（1936年2月），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可遇不可求的神来之笔。毛泽东的全部诗词创作，如果抽去这一首，其艺术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1945年11月，国共和谈之后，此词在雾都重庆发表，无论是所谓无产阶级英雄气魄，还是所谓帝王气象，都让许多惯于期待英雄呼唤英主、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的人们为之倾倒，也让那位声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蒋委员长气急败坏。如果说“诗人毛泽东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其实就是这首词让他声名大振，胜出对手的。     此词的气魄确实前无古人。上阕从眼前景物落笔，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等意象，已自展开了一种极为壮阔的空间境界。下阕乘势一转，“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闪回历史的空间，引入一系列历史巨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犹如一部中国历史的精彩回放，使诗歌的意境具有了一种时间坐标上的纵深感。就是说，其上阕着眼于空间，下阕着眼于时间，时空交织，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便尽收眼底，展开了一幅廓大深远得无以复加的诗境。这就难怪当年蒋介石手下众人的较劲之作，在气魄上不能不输之逊之了。至于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帝王思想、独裁倾向，抨击者们是否会不幸而言中，这是需要由后来的历史验证的。         四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1935年10月）：“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红军长征进入陕甘，彭德怀指挥一举打败尾追之敌，毛泽东赋诗嘉勉。此篇亦颇负王气，与唐太宗《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一诗有神似之处。尽管当时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而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但到1957年2月，《东海》月刊拟刊登此诗，呈请作者校阅并准许，毛泽东却复信表示“记不起了”，“不宜发表”。而黄克诚、伍修权、杨尚昆、王震等都曾作证，说毛泽东确有此作，并且说1947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第36师后，毛泽东还重抄了此诗。看来，1957年毛泽东否认此诗，已经预示着彭的失势。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12月）：“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用这么婉丽的词牌，已暗寓某种嘉许。丁玲，湖南临澧人，“临江仙”，临近澧江的仙女吗？“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更直书其赏识、倚重、期待和嘱托，以及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的规定性。然而，谁曾料到，到了1955年竟有“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祸，1957年又有“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之冤。毛泽东御笔亲批了这两个案子，让人不胜唏嘘：“纵是闲花自开落，东风毕竟也无情。”         结 语     晚年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诗言志，他的诗所言之志，大多与这两件事有关：关乎前者的是“王者之气”，关乎后者的是“大同之梦”。    毛泽东欣赏无法无天的造反英雄，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工、盗跖、庄屩、陈胜、黄巢，还有大闹天宫的美猴王，造反英雄一直是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山大王气”或“帝王思想”是无庸讳言的。从“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到“劝君少骂秦始皇”，他的诗词王气十足，霸气十足。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对前来为国共两党媾和的民盟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等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开国大典前，毛泽东驻进了明清皇宫一隅的中南海，做了“万岁”。      毛泽东是诗人，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多梦幻色彩，少科学精神。《念奴娇·昆仑》便是一篇大同梦。1958年以后更是梦话联翩。“桃花源里可耕田”“芙蓉国里尽朝晖”描绘的，是他所一往情深的人民公社乌托邦，“金猴奋起千钧棒”“满街红绿走旌旗”所欲缔造的，是一个红彤彤的大同世界。他的“但悲不见五洲同”“四海翻腾云水怒”，让人联想到切·格瓦那，红色旅，联想到文革年间红卫兵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最后总攻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如果只是一个诗人，怎么浪漫都是他的自由。如果不仅是一个诗人，他的浪漫还要成为全民族的“行为艺术”，还要造成全民族的灾难，诗人自己就难辞其咎了。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仍然被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夙求相悖的王气（反民主）和浪漫（反科学）主导着。通读毛泽东诗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民主与科学之路，何其曼曼修远，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艰难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