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内容要改革 我有一些中学同学后来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都是“标准的”好学生，但他们进入社会后，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都很不顺利，有的甚至还表现的十分荒唐。这说明我们的学校没有教好他们真正的生存需要。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受教不足”，这种人实际上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识字分子或掌握一技之长的人。我国从中专到大学的分科十分混乱，有时臆想着现实社会需要，但并未作切实的社会调查，补偏补漏杂乱开课，培养出来的人常使用人单位觉得差强人意。 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把众多的学科分成三大类：即工程学，科学和社会科学。工程学主要包括机械制造，电子，建筑，信息技术工艺，农业，水利等。科学主要包括数理化，生物等基础专业。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文史哲，社会学，心理学，管理等。他们最重视的是工程学，因为一个社会总要保证食品，用具，工机具的供应。德国重视ARBEIT SCHULE（工艺制造和服务的职业学校），使他们的制造业在世界上领先。美国一些学者大其鼓吹知识经济，好象鼓励大家都去当学者和科研人员，其实他们把80%的精力放在制造业上，否则他们哪儿来的巨型航空母舰开到海湾去？知识经济的概念应该重视，即在做任何工作时都要切实应用和发展科学知识。现在一些发达国家都设了一门公共课，并鼓励即使是学跳芭蕾舞的学生也来兼顾一下。这门课即“工艺技术概论”（TECHNOLOGY）。这门课以通俗的形式从斜面，螺旋一直讲到仿生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这样的基础知识，可以使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当不了编辑或作家，可以较快地学习其它技能以谋生。 前苏联在高中设有心理学课，教授心理学基础，心理健康和克服心理障碍等知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从初中就设有社会课。我手头有一本日本的社会课课本，其内容是：文化，政府，宪法，法律，婚姻家庭，职场生活。这都是很有用的人生知识，我们的青年终究要进入社会。要使我们的青年少走弯路，在让他们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和天下大事的同时，也应该普及这些知识。 外语学习也必须求实。1950年代学习苏联老大哥，掀起了学俄语热，现在放弃了；现在又是学英语热。恕我直言，按现在的情况，大多数人学了都没用。为什么？他们学的外语教材大多与他们的专业无关，因为大多数学生学外语是为了应付毕业考试，考试通过就丢开。我国为学生编外语教材的人大概大多是学外语专业的，大概对文史以外的外语资料不甚了解，故，编出的一些大学统一教材，虽不是故意，却是误人子弟。前几年，我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代过两学期英语课。他们用的就是这么一个统一教材，其内容是什么哪？《外星人访问曼哈顿》，《鱼能够听到声音吗？》（很现代！）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与音乐有什么关系？那些可爱的未来的音乐家学这些内容有什么用？这不是误人子弟是什么？他们学了英语却看不了英语的音乐资料，我虽然领的代课费不多，但至今仍感觉良心不安。 我1980年前在工厂作技术和管理资料翻译工作，收集了一些前苏联的英语教材，如，《机器设计》，《金属工艺学》，《工厂管理》等。这些教材前苏联都是根据自己需要，精选英美的教材汇编的。那时我国也引进了一些前苏联改编的英语文学名著。这种改编的原则是：除掉原文冗长拙劣的词句，保留其遣词造句的妙处，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这正与我国古代学者提出的“作主子文章”的观念不谋而合。不知道俄罗斯现在是否开始直接引进充满滑稽故事的〈〈新概念英语〉〉？（英国已把卖英语定为国策，赚了不少钱。他们从殖民时代就编过臭名昭著的《英语100字》，内容主要是督促殖民地的人干活的词语。他们不愿意教科技英语。他们卖的教材让你学了三年之后，落实不到你的专业，心理大败坏，）。我们是否应继承前苏联未完成的遗志？鉴此，我觉得，每个学外语的人都应落实于三个方面：1。自己的专业；2。时事；3。日常会话。否则，不如用学外语的时间和生命去学营养学和烹调，满足自己的饮食保健之需。我建议，中学的外语教学内容应偏重两个方面：1。与他们学习的其它课程互补。2。日常会话。大专学习的内容也是两个方面：1。他们的专业。2。时事。这也是我国古代学者提出的：格物致知，治国，齐家，平天下，真正的，有意义的融入全球化。 去年一些报刊讨论过教育要不要产业化，结论似乎是：不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大多是些好心人。他们担心通过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人，掌握一些技能，但没有灵魂。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必须有投入，那么就应该有适宜的产出—培养出在社会中有用的人。教育应该产业化。好的教育内容本身就包含着科学思想和职业道德的内涵，不必担心教育产业化会培养出机器人。如果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倒说不定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爆破专家诺贝尔说过一句话：无知无能是许多罪恶的根源。 1990年代我在欧洲访问时发现，他们开设了许多社区学院。这些社区学院往往是暑期开课，春季就作广告，课目很多：从音乐，舞蹈，游泳，家政到外语，计算机，工程学，管理，社会科学。他们内定每门课有20人报名就聘请教师开课（我自己就在英国伦敦CONRAD社区语言学院教过中文），不到20人就取消。这完全是 按社会需要，市场化开课。我国要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也应多办一些这类的社区学院。光是正规教育，是适应不了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需要的。 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代沟”的概念，我国一些人不假思索地也接过了这个概念，且鼓其泥而扬其波。美国是一个讲求“光荣的个人主义”（GLORIOUS INDIVIDUALISM）的国家，他们挖那条沟遇上许多苦恼，这是世人皆知的。我们难道也要把这条沟挖得更深吗？老中青不相往来吗？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曾提出，在企业中老中青三结合的观念，但由于搞运动，没有认真实行。当时一些日本人听到这个提法，回国在他们的企业里身体力行，很见成效。我自己在大学里讲课，真诚地喜爱那些年轻人，从不嘲笑或随意指责他们，他们都很愿意与我交往。他们有的人现在已进入社会，好象更愿意与我交往，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我发现：年轻人很希望有年长的人给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与他们平等地讨论问题，指教他们。问题是有些年轻人与中老年人之间互相有成见：中老年人认为年轻人幼稚荒唐；年轻人认为中老年人保守落后。 其实积极工作和学习的老中青年人都是朝气蓬勃的，互补的。世界上流行着三种对待青年的不正确的态度：1。胡乱吹捧他们，这是虚伪地表示爱护青年。2。利用青年（如，希特勒组织青年党卫军作他的打手。）3。打击和摧残青年（如，我国近代军阀逮捕屠杀青年革命志士）。我们应该真正地关怀爱护青年，与他们互相帮助，共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他们共同做奉献，创新。 进入新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些发展的问题，寻求改革，有的越改越遭，给青年造成很大冲击。最近英文版《21世纪报》报道了对世界上十国18岁青年的采访，其中日本和俄罗斯的两位青年的想法很值得我们深思。俄国青年伊万. 巴拉索夫说：“我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普京。我们俄国的文化与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混合了，性对我们这一代已不算大事。我国有反吸毒的法律，但没人在乎。到处有很多毒品，海洛因，可卡因，最近我们吸的较多的是大麻。”日本女青年MARIE USUI则说：“我每天努力工作到半夜两点，每月挣1300美元。我们这一代除了钱什么都不信。我父母信佛教，我信鬼，精灵，异化和圣诞老人。我喜欢西方男人，因为他们随便。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想干。”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迷盲。 我国正面临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度的社会转型期，开放使一些良莠不齐的外国文化涌入我国，使我国一些青年也表现得迷惘。有些青年离开学校后就不再读书，看报，听广播，在市场中乱撞，一心想经商发财，但总不成功。经商必需学习研究，否则美国哈佛商学院早就关门了，痴迷于实用主义的美国人不会搞没用的东西。欧洲有些国家在发给申请经商人执照前，规定必须学习一本《商业》和一本《商业算数》（我手头有这两本书），考这两门课及格才发给执照。最近我还得到一本英国的中学选修课本《工商管理》（BUSINESS）。这大概也是希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吧？ 我国的教学内容必须改革求实，同时，道德，法制，心理，社会认识的教育更要格外重视，否则产生一群没有头脑，没有灵魂的人，将来会把我们今天的建设成就毁于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那些革命者中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明确和坚定的信念，不断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改正错误，发挥大智大勇，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唯物辩证法至今仍是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哲学思想，真正掌握它，肯定会在从事各种工作中受益。不要玩世不恭地把它叫作“变戏法”。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天下大事的，不要总是在钻营，应酬，拉关系；忘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国便无家。不理会天下的风云变幻和需求，不学习，不想为人民服务，一心想发财的人，简直是自作多情，一厢情愿。近年一些身陷囹圄的“著名企业家”不都是前车之鉴吗？香港的企业家霍英东，李嘉诚等都是有爱国热诚和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名利双收，这也是前车之鉴啊。 洗血百年的国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震兴中华的宏图任重而道远。科教兴国的号召已经提出，教育工作者，关心教育的人，希望自己有教养的人，努力再努力，求实再求实吧！ 叶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