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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先驱
- 鲁迅 |
| 侯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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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语刚传入中国不久，鲁迅先生就高瞻远瞩地推广这—新生事物，在他的后半生中，又以实际行动支持它的发展。鲁迅的这一立场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赞赏。
今年的9月25日和10月19日，分别是鲁迅诞辰120周年和逝世65周年纪念日。在此，我们谨以此文表示我们对鲁迅的深切怀念。
与世界语的最初接触
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语便传人中国。日本是传入渠道之—。当时，一批留日学生，如刘师培、张继、景梅九、钱玄同等在留学生中举办世界语讲座，培养世界语人才。1908年，在张继举办世界语讲座时，鲁迅也加入了听众的行列。经过学习，鲁迅对国际语的
历史、柴门霍夫的理想和世界语的特点有了深刻的理 解，为日后他同情、支持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提倡，世界语在中国曾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上海创建了世界语学社。全国十多个大小城市建立了世界语的专门组织。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还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课。但由于它是一项新生事物，在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中国，许多人对它并不了解，《新青年》杂志曾为此开展过—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讨论。这场讨论大大地推动了世界语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场讨论首先是由—位名叫T.M.Cheng的读者提出来的，他请教世界语究竟可不可以学，学后是否有用，随后各方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
1918年11月4日，鲁迅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章中说，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能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鲁迅在文章中还强调指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他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世界语，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以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他的这些旗帜鲜明的观点，无疑对中国的世界语者，特别是对正处在赞同与反对两派的争论之中的世界语运动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持。
同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的友谊
瓦西里·爱罗先珂是俄国著名的世界语学者和作家，他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爱罗先珂于1921年10月应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的邀请来到上海，曾在上海的世界语学校里担任讲师。为了“传播被虑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先生决定向中国读者介绍爱罗先珂及其作品。他首先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狭的笼》、《池边》、《春夜的梦》等作品，以后又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当鲁迅得知他在上海生活有困难时，便写信给胡愈之，建议爱罗先珂到北京任教，并亲自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
1922年2月，爱罗先坷接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大担任世界语课的讲师，并且住在鲁迅家里。鲁迅全家对这位远道而来的盲诗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罗先珂在北京期间，除在北大教授世界语外，还经常在一些高等学校发表演说，他的许多演讲都是用世界语进行的，常常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当翻译。爱罗先珂曾被选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书记，并兼任世界语讲习班的教师。1922年7月，他代表北京世界语学会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第1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他离开北京期间，鲁迅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鸭的喜剧》，对爱罗先珂表示了真挚的怀念。
那时，只要有时间，鲁迅总是不放过机会去听爱罗先珂的演说，也就有了进一步了解世界语的机会。他看到世界语不仅是一种声调优美的活的语言，而且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方面，也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
世界语传到中国初期，北京一直是世界语比较活跃的城市之一。1913年北京成立了世界语学会。1917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把世界语列为选修课。20年代以后，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以北大为中心，更加活跃。爱罗先珂在北大任教期间，选修世界语课的达五六百人。1923年8月，蔡元培等人为造就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为普及世界语，倡导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蔡元培被推举为校长。学校开学前，校方邀请鲁迅先生到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当时，鲁迅在几所学校任课，还要从事创作和翻译，时间是很紧张的。但鲁迅却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以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下，再通知你们。”第二天，鲁迅果然将通知送到学校，同意每周去上两节课。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23年9月23日到1925年3月11日，鲁迅一共去该校上过42次课，直到达所学校停办为止。鲁迅不肯接受学校给的车马费，他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给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它。”
参加广州世界语者的活动
1927年1月中旬，鲁迅从厦门到达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这时的广州，世界语运动比北京更为兴旺发达，讲授世界语课程的学校有20多所。当时广州的世界语者达两千多人。鲁迅的到来自然受到世界语者的欢迎。正巧，当时广州正在准备为一位步行全球的世界语学者举办一个欢迎会。这位学者的名字叫赛耳(Zeihile)，是德国的诗人。他于1923年8月1日自德国出发。步行漫游了27个国家，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到达广州。
鲁迅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支持世界语的演讲。这是鲁迅到广州后的第一次演讲，足见鲁迅对世界语的重视。
世界语者的良师益友
鲁迅在1929年5月谈到他为什么采用世界语译本翻译时说：“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所以暂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和漂亮的曼殊斐儿之类。”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
尤其个人感动的是他对世界语者孙用的关怀和帮助。孙用当时是杭州邮政局的一名普通职员，他自学世界语以后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当译稿送到鲁迅手里，他阅后，立即给孙用写回信，称赞他的“译文极好，可以诵读”。鲁迅对照德译本，仔细地核校译文，以后又到处奔波，与出版社接洽。从1929年11月14日到1931年11月18日，共费了两年时间，终于使该书得以出版。鲁迅的关怀给孙用以巨大的鼓舞，以后孙用又继续从世界语翻译了许多作品。
鲁迅还多次为国内的世界语组织捐款。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6月7日，他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世界语学校，以支持一次游艺会。第二次是1934年9月7日，为支持世界语杂志《世界》的出版捐款。此外，据著名的世界语者、老作家巴金回忆，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坷童话集》，所得版税，全部捐赠给上海世界语学会。1930年，巴金同志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第二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幸福的船》，书中收集了鲁迅四篇译文，这一次，他将所得全部版税捐赠结了世界语事业。
宝贵的遗言
进入30年代，世界语运动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国际上世界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商业、旅游、邮政、广播、出版等事业。在中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蚕食中国领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首先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得到全国世界语者的响应。
为了更好地开展世界语工作，《世界》杂志受国际革命作家协会之托，于1936年8月写信给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征求对世界语的意见。鲁迅当时已身患重病，正如他在回信中说的那样，“这几天每天吐血，想一点事就头晕，医生不让我讲话”，即使在这种病危的情况下，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他在复信中热情地写道：“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吧。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
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
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已主义者之上。
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确然如此，它究竞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鲁迅的回信发表在《世界》月刊1936年第9、10期合刊上，遗憾的是，这封信发表的当月，鲁迅不幸与世长辞，他的这封信就成为他留给中国世界语者的宝贵的遗言。
世界语者最好的纪念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在上海逝世，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语运动的巨大损失。中国一些著名的世界语者和赞助者，同各界知名人土一起，料理了鲁迅的丧事。10月22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还派人参加了送殡，并送了用世界语写的挽联。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对鲁迅的崇敬和深切的悼念。
世界语者对鲁迅最好的纪念，就是用世界语传播鲁迅的作品。
早在鲁迅逝世前，中国世界语者就热情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1930年2月，钟宪民把《阿Q正传》译成了世界语，此书以后再版过两次。1930年肖从云将鲁迅的作品《影子的告别》、方善境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译成了世界语，刊登在同年的《希望》杂志上。1933年，《绿光》杂志第4期又译载了《狂人日记》。同年，《世界》杂志第7期发表了傅平翻译的鲁迅的文章《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6年《世界》第12期发表了方善境译的《这样的战士》。
鲁迅逝世以后，中国世界语者为出版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更加努力地工作着。1937年冯文洛将《孔乙己》译成世界语，发表在匈牙利出版的《文学世界》上。1939年，东方呼声社和远东使者社联合出版了世界语的《鲁迅小说选》，作为世界语《中国文选》的第—册献给了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语者继续致力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人民世界》连续三期译载了鲁迅的《铸剑》。同年，上海世界语协会翻译出版了《野草》。1963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又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收集了他的30篇小说。197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将鲁迅的全部小说收齐，译成了世界语，书名定为《鲁迅小说集》。30年来，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曾10次发表文章，全面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并选登了他的《故乡》、《藤野先生》等10多篇作品。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和逝世45周年，《中国报道》杂志出版了鲁迅纪念专号和《朝花夕拾》的世界语译本。1987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选》(1919—1949)将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作为这本文集的首篇再次介绍给读者。
鲁迅热情地、坚定地支持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使他在国际世界语界享有很高的威望。1981年，正当鲁迅诞生100周年时，国际世协机关刊《世界语》杂志发表了“鲁迅与世界语”的文章，盛赞他对世界语运动的贡献。1986年，在北京举行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专门以鲁迅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会议厅，以表达世界语者对他的怀念。
鲁迅作品的世界语文版面世以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至数十个国家。《鲁迅小说集》曾两次再版。一位波兰读者说：“《鲁迅小说集》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小说的作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观，文字流畅，易于理解。”意大利读者称赞《野草》是“—本很有人情味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其写作技巧高超，令人深思”。一位奥地利读者说：
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已经有很多著作被译成了世界语，他在世界语界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鲁迅是世界语的朋友，世界语者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语言的支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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