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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绿川英子 |
| 国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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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川英子的生日很好记：正好在妇女节的前一天。今年是她的90诞辰，我们特别怀念她。
经历过文革（1966-1976）“天天读”洗礼的中国人，都读过毛选中的“老三篇”。由于这种天天读，白求恩大夫，至少在那个年代，成为全中国的知名人物。然而，每当我重读<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时，总会以一种不平常的心情要想起绿川英子。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两人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两人都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之下，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可是，在我的心中，总有一种想法：与白求恩大夫相比，绿川英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理由有三：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绿川英子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很容易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还会连累家人遭到不幸（绿川的父亲就收到过恐吓信，要他“引咎自裁”）。可以想像得到，白求恩大夫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第二，绿川英子不仅背井离乡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甚至嫁给了中国人（刘仁）。而在当时的日本，嫁给中国人可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叶籁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她同中国人结婚这件事，为当时日本社会所鄙视。例如，连鹿地亘这样自命革命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对绿川风言风语，大加奚落。在家庭中绿川也得不到支持。”然而，白求恩大夫就不会有这种尴尬。
第三，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而绿川英子则只是无党派的平民百姓。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她总是记着自己的世界语者身份，她常带自豪地称自己为世界语者。她写道：“我是个平凡的女人，然而我相信并觉得，如果和我留在日本相比，我将能做得多一些，做得有意义一些。因为我是个世界语者。”
事实上，绿川英子的生命并不长，35岁时就谢世了。她20岁开始学世界语，25岁时秘密地来到中国，十年后不幸去世。她的世界语者生涯仅有十到十五年。绿川英子以其遗作而享有最杰出的女世界语者和东方卓越代表的称号。令人赞叹。
宫本正男曾写道：“她堪称是二战前和二战中第一流的散文家。”她的世界语原著《在战斗的中国》描写细腻，情感丰富，语言流畅。自1945年出版后，至少在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其它类似的著作超过它，我们甚至不知道何时才会有超过者。世界语前辈栗栖继这样评述道：“绿川英子（日本名字为长谷川照子，1912-1947）……后来以《在战斗的中国》的作者身份饮誉文坛。依我看来，如果此书得以写完，那就不仅在世界语文学界，甚至在全世界也会成为主要著作。”
绿川英子身后，55年已流逝了。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上也发生过许多事。在物质世界出现了电脑、互联网……及许多其它现代科技成果，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们还有权为世运的成就骄傲：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亚洲。如，我们已有了KAEM(亚洲世运委员会)，UK(国际世界语大会)已在日本（1965）、中国（1986）、韩国（1994）、特拉维夫（以色列，2000）举行过，而且当今中国又面临2004年第二次在中国接待UK，但这些是否会使人的精神自然而然地自觉地从利己主义变得更加进步，或更加高尚？自柴门霍夫博士起，好几位前辈先驱教导我们，世界语不仅仅是语言。绿川英子的行为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绿川英子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将其个人的才能与世界语者的品德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在我辈（请允许我仅以世界语界内部为界），一些有才能的同志难以保持自己对世界语的忠诚终身不变，另一些非常忠诚的同志则缺乏像绿川英子所具有的那样多方面的才能。因此我们应该向她学习（特别是她的精神）。不要忘了如下的名言：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人。
当市场经济引入我们的社会之后，越来越多的聪明人置身于拜金主义之下。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感到疑惑的是：被拜金主义束缚的人还会怀念绿川英子吗？或者，作为世界语者的绿川英子赞成倾倒在拜金主义之下吗？我清楚地知道，许多聪明人都不喜欢我的多嘴，也不喜欢我的疑惑，但我还是无悔地以我惯用的方式胡说着或疑惑着。因为我确信，像绿川英子这样有着高尚理想和道德的人，对于世运是有价值的，是需要的，对于中国世运，就更加如此。
缅怀绿川英子，我们要作一个当之无愧的世界语者。要像大师柴门霍夫博士教导的那样，用自己的心灵，而不仅是用头脑，参加到我们的世界语事业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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