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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我在东京和丁克（邓克强）、黄一寰（黄乃）一起跟中垣虎儿郎先生学习世界语。后因参加进步世界语活动，于1937年抗战开始前几天，我们师生五人先后全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大和新闻》夸耀为“一网打尽”）。我
遭受了三个月折磨后被驱逐出境。返国后，我立即奔赴京沪前线，参加抗日救亡战斗。虽从此中断了学习，但我对世界语始终热爱不忘。
1980年8月间，我看到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被国际世协接纳为团体会员的报道，方知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世界语运动还存在发展，遂即写信给该会叙述我的情况。通过该会介绍，我获知广州几位世界语者的地址，便立即和他们联系，建立广州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从1981年4月起，先后开办三个世界语初级班和一个中级班，皆由我任教。稍后，我与友好城市福冈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森真吾开始进行世界语通信，通过他，我发动了十多位刚在初级班毕业的同志跟该市世界语者开展友好通信活动。
1982年夏，日本奈良世界语者访华代表团路经广州回国，我参加接待，与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的胞姐西村幸子结识，我向她赠送刚出版的世界语原本《绿川英子文集》。她回国后寄给我一本她的亡夫、世界语诗人西村正雄的世界语诗集《薄雪草》。从此，我们结为通信朋友，从未中断。冈山大学教授、作家得根光一（原名吉田漱）听到她讲述我的情况，即写一封信给我，内附近照；并寄来一本他获奖的日文著作《照子（绿川英子）的生涯》。他在信中说，这部著作费时十年，三易其稿才告完成，而其中一些史实，仍待查证。他要求我校对该书中所刊载的当年跟中垣虎儿郎学习世界语的四个留学生的姓名和学历、绿川英子曾几次参加的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地点、她逃离日本前往上海的情况以及我在重庆亲自去过的她夫妇俩的居住地点等。
大阪市世界语者，进步作家宫本正男曾撰写日文版《反体制世界语运动史》、《日本世界语运动史》和《绿川英子作品选集》等很多著作，是日本关西世界语联盟顾问。1984年11月，他写一封日文信寄给北京全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黄乃说，他想尽办法也无法获知丁克的家庭情况及其返国后的行踪，请他帮忙打听并尽早回复。黄乃同志因双目失明且远离广东，无从查问，即收原信转寄给我，嘱尽力协助并迳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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