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英语热”的再次升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英语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它具有盲目性，二是它产生不良影响。关于第一点，我另有专文论述，本文只讨论第二个方面，即英语过热和英语滥用的不良影响。

所谓英语过热，是指过分强调宣扬英语在国际交际中的重要性，在国内要求本来不需要使用英语的人学习英语，强制性的英语学习和入学考试、等级考试、就职考试，过多的人学习这一种语言而忽视学习别的外语，等等。所谓英语滥用，是指在不需要或者不应该使用英语的场合完全使用英语或混杂使用英语。例如：国产产品的标识和说明书有英文（而且常常没有汉语）；中文电视台、报刊名称附加英文名称；文章中夹用英语词，如最近常见的 WTO 一词，在正规的中文出版物中反复出现；在中国建筑物上加英语名称（如北京图书馆）；广播电台开设专门波段播放美国音乐并用英语和汉语播讲；对外接待中用英语接待非英语国家的来宾，尤其是本来可以找到来宾所讲语言的翻译人员的情况下使用英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泛滥的英语正在中国文化圈内形成一种次文化。

这些正在产生着一些不良的影响。

首先，在一些本来应该也能够使用本国语的地方使用英语，对不懂英语的本国人（这在目前是大多数）造成了交际的障碍。如果要求本国人在必须通过英语来进行交际，那么事实上就使英语凌驾于本国语言之上，使英语成为了事实上的第二国语或准国语。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刊物，附有英文目录，但没有当地民族语言的目录，显然，在编者眼中，英语比当地民族语言更重要。我国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都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让一种外国语成为事实上的第二国语（尽管没有明确做此法律规定），是对本国人民语言权利的某种程度的剥夺。这也是殖民地文化的特征之一。在这方面，旧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国民党政府执行亲美国的政策，使英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官员不但滥用英语略缩语，如 CP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CY (Communist Youth 共青团)等等，甚至有的事物只有英语名称而没有汉语名称，如臭名昭著的反共组织“CC系”，就只有英语名称，对它的解释也不确定，一说为 CC 是陈立夫、陈果夫姓名英文拼写的开头字母，一说是中央俱乐部 (Central Club) 的缩写。可以说，这是丑恶的社会现象在语言上的丑恶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使用的英语，往往与英语国家人的英语不同，甚至很蹩脚。近年来国际上注意到“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这种严重歪曲的英语。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其实大多并不会讲英语，他们只是夹用个别英语词句，来显示他们特殊的身份，反映了一种殖民地文化中形成的病态心理。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或混用英语，对人民群众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祖国语言（汉语和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是祖国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使祖国语言极优美、富有表现力。新中国成立后，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曾经成为一代人的骄傲。当然，祖国语言在发展中，也在不断的吸收外来语汇丰富自己。如汉语中有取自古代西域语言的“石榴”、“苜蓿”，取自梵语的“劫数”，取自英语的“幽默”，取自俄语的“拖拉机”，取自法语的“蒙太奇”等等。但是，滥用英语不属于这种外来成份的吸收。滥用英语往往是本来汉语有很好的表达法的情况下使用英语，如用 WTO 代替汉语已有的词语“世贸组织”。这种代用丝毫没有增强汉语的表现力，相反造成语言交际功能的下降（因为有相当多的人不懂）。应该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英语的过热还会造成文化交流中的失衡。中国自古就有广交天下朋友的胸怀。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也是对全世界的，不是只对英语国家的。我们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只靠英语是不够的。宏观地看，过多的人学习英语而忽视别的语言，就会造成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偏食”和“营养不良”。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过俄语过热，大量水平不高的苏联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近年则是大量美国低水平作品充斥市场。与此同时，别的民族的优秀作品却不易见到。微观地看，只了解英语而缺少对其他语言的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些马恩著作解放前由一些翻译家从英语转译，因为英语通常用同一个词 (German) 表示“日尔曼”（民族）和“德意志”（国家）这两个概念，结果汉语译文中也不区分这两个概念。解放后由精通德语的翻译家重新翻译，纠正了这个错误。（这里不是说英语本身不精确，其实任何一种民族语都有这种“不精确”的地方，而是说不能用英语取代别的语言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近年来也常见到一些学术文章，在不需要加注英语的地方加注英语（例如不是取自英语的术语），貌似博学，其实降低了文章论述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事实上，由于英语对于中国人是一门陌生难学的语言，在名目繁多的考试的高压下，大部分学生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学习英语，相反，对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的压力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数典忘祖也越来越成为平常事。

英语的滥用和过热还在潜意识水平上培养着媚美的心态（顺便说一句，我国英语热严格说来是美语热）。事实上，在相当多的人学习某一国的语言，并且这种学习常常能带来实惠（如出国工作定居）的时候，人们看问题的态度就会明显地倾向于这个国家。近年来部分中国人的亲美媚美心态是很容易觉察到的。日常生活中，名片上往往印上英文（有趣的是，名片上的英文常常是错误的）。有的人名片事实从来不送给外国人，只是给中国人看的，上边的英文只是用来满足虚荣心的。更为突出的例子是，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海内外华人都无比愤怒，谴责美国的野蛮行径，但一部分在美国和在美国在华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却接受美国“误炸”的借口。在亲美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一代青年人，往往受教育比较多，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较大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英语过热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值得忧虑的。

对外滥用英语还造成国际交往中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坚持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如果我们不断给英语热升温，势必造成懂英语的人很多而懂其他语言的人奇缺的局面，这会使对外交往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如果我们要求非英语国家的人用英语同我们交往，这就事实上把非英语国家的语言放在受歧视的地位上了。这是与我国的平等对待所有国家的政策不相合的。有的国家甚至有抵制英语的倾向，这是符合这些国家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的，我们应该尊重这些国家的感情。在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后有人提出为了办好奥运会全民学英语这样的口号，是缺乏认真考虑的，是草率的。难道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讲英语？难道英语是奥运会的唯一工作语言？

还应该考虑的是，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理应有其国际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友人学习汉语的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学习英语，并且在国际交往中过多地使用英语，那就是事实上在削弱汉语的地位。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以地国际交往中讲英语为荣。应该认真从民族的利益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值得自豪。在国际交往中放弃自己祖国的语言，是不是值得提倡？ 在英语过热的同时，社会上和学术界也流行着一些支持英语过热和英语滥用的观点。这些观点常常是似是而非的。下面剖析几种：

一、“语言只是一种交际的工具，只要能达到交际的目的，用什么语言无所谓。”

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条对语言的描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现今的世界上，特定文化是与特定民族相联系的。正因为如此，反过来，特定的语言又与特定的民族密不可分。请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民族”的定义：“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布伦奇、孙中山先生等人对民族的定义也都把共同语言作为民族的重要特点之一。尽管有人预料在遥远的将来人类会进入大同社会，民族的界限将最终消失。但在到目前为止，民族问题仍是敏感的问题。人们在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时，总是要维护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有时语言问题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统治者为了学习汉人先进的文化，实行“汉化革新”，规定在宫廷内不准穿鲜卑服装，不准讲鲜卑语，只准讲汉语。他们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是对的，但不知道学习别的民族的文化并不一定要废弃本民族的语言。结果引起统治集团内尖锐的矛盾，最终暴发了尔朱氏之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正因为语言文字问题与民族感情有联系，因此语言问题往往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考虑。蒙古国1945年实行文字改革，用斯拉夫字母（俗称新蒙文）取代了传统的蒙古文字，但在九十年代又恢复了传统的蒙古文字，放弃了新蒙文。我曾请教过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蒙语教授，从语音文字学的角度看，新旧蒙文哪种更方便。她说，新蒙文更科学。也就是说，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不是从文字功能上着眼的，而是出于维护传统文化的感情。再一个例证是以色列，本来巴勒斯坦地区人（包括该地区的犹太人）使用的是阿拉伯语，但是重新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犹太人为了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耶胡达的奔走倡导下，“复活”了希伯来语。如果仅从交际方便考虑的话，何必费力气复活一种长期不用的语言呢？使用当地通行的阿拉伯语不是很好吗？中国的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语成为当地官方语言，但1984年中英就香港回归达成协议后，规定汉语成为香港地区的官方语言。这些例子说明，民族语言在维护民族利益与尊严的斗争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相反，当一个民族的地位丧失或降低时，这个民族的语言也随之失去原有的地位。今天拉丁美洲地区普遍使用西班牙语，就是因为当地各族人民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征服”的结果。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普遍使用英语，也是因为它们曾经是英语国家的殖民地或被英语国家军事占领过。可以说，一个国家普遍使用一种外国语，往往是殖民地文化的特色。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应该使自己的文化带上殖民地色彩。 语言既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削弱祖国语言的地位势力要削弱祖国文化的影响力，削弱祖国文化对全人类的贡献。

二、“英语是国际语。”

这种说法不正确。英语是国际交往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之一，但不是法定的国际语。国际语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国际上通行语言的情况也是在变化的，历史上拉丁语、法语都曾相当流行，但都未能最终成为公认的、法定的国际语。英语也是如此，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可能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语言，使用人数可能有所增加（但不排除统计数字中的不可靠成分，如中国、日本、韩国所有中学生都学英语，这个数字当然很大，其实大部分并没有真的学会英语）。多年来，使用哪几种语言一直是欧共体争论的问题之一。1983 年曾经做出决定，用英语和法语作为欧体通用语言，但在其他国家的争取下，最终欧体决定欧共体各国语言都是欧共体使用的语言。可见欧共体国家人民并不认为英语是国际语，尽管他们也知道英语在国际上使用得比其他语言多，尽管他们掌握英语远比中国人好得多。如果象某些人鼓吹的那样把英语作为法定国际语，那就是牺牲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且不说民族尊严，单从经济角度看，如果英语成为法定国际语，英语民族将不再需要为学习外语花费财力，而非英语国家却必须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学习英语。因此，把英语定为国际语，是不符合大多数民族的利益的。国际语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凭个人好恶，也不能凭想当然。

三、“改革开放需要英语。”

正确的说法是，开革开放需要外语（包括英语）。世界上开放的国家很多，对待英语和使用英语的情况却不相同。法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法国甚至通过法律限制滥用英语。相反，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却大行其道。这不是因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更为开放，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缺少维护民族文化的自觉。在英国的威尔士地区，人们都会讲英语，英语做为通用语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威尔士政府规定，必须把威尔士语做为第一语言，英语是第二语言。所有政府文件都用威尔士语和英语发布，公共场合都有两种语言的标牌。威尔士地区所的火车站的站牌都用绿色威尔士语，下边附有黑色的英语站名。威尔士政府内有专门的英语－威尔语翻译机构。在那里，不会威尔语找不到工作。近年来，随着欧共体商口贸易的活跃，英国的很多产品上都印有八九种甚至十几种欧洲文字的说明。可见对待英语的问题其实是对待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的立场问题。我国越是开放，越应该注意维护我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把英语放在恰当的位置，即外语之一，是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我国独立强大的国际形象的。

四、常有人用“语言融合”解释本国语中混杂使用英语的现象。

民族语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如古代中国一些民族的融合，使这些民族的语言也融合了。汉语和英语只有在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融合的情况下才能自然发生。这显然不是可以预料的将来能够发生的事。近几十年来的科技发展，使得世界各地的通讯交流变得十分快捷，因此有人说现在的世界是个“地球村”。但如果以为世界真得成了一个村子，大家从此不分彼此，那就太天真了。这个村子像《李有才板话》里说的那样，“东头吃烙饼，西头喝稀饭”。连发达国家之间也还常为各自利益发生争执呢（如英国至今未加入欧元货币体系）。现在谈语言融合，为时过早了。

五、“使用英语是自然趋势”。

过多使用英语并不是自然趋势。即使真的是自然趋势，人们也不能完全按照自然趋势办事。如果按照自然趋势，一对夫妻不会只生一个孩子，人们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停止砍伐森林。对待外国语的也是这样，应该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把英语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六、英语优胜论。

有人认为英语是“优越”的语言。认为语言有“优”“劣”之分，不仅是种族主义的，也是缺少语言学常识的，无需在此批驳。

综上所述，英语过热和英语滥用作为社会现象，其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作者认为，应该通过法律和法规的手段来克服这些弊端。

为什么要通过法律法规来抑止英语过热和英语滥用呢？这是因为，大部分英语学习者是看到了英语的重要作用学习英语的，是为了掌握一种工具为国家建设服务，英语过热和滥用往往是不自觉的造成的。同时有些学习者为了学好英语而在日常生活中夹杂使用一些英语，也完全是个人行为，无须指责，也不必干涉。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积极开展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是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利的，是应当肯定的。在科技交流频繁的今天，有些科技术语是来不及翻译成汉语的，在科技交流中使用一些外语名词术语也是不可避免的。吸收外语词汇（包括英语词汇）补充祖国语言中缺少的词汇，是祖国语言健康发展的手段之一。本文批评的英语过热，不是指这些情况。但在另一方面，国家电视、电台、报纸滥用英语，公共建筑上使用永久性的英语标志，在国家政治活动中过多使用英语或在应该使用本国语的场合下使用英语，这些却是有着深远的不良影响的，是应该避免的。这些行为不是个人行为，通过立法手段才能奏效。

事实上，我国有关机构已做出过正确的规定。例如北京的立交桥标牌原来有英语词语，现在则一律用汉字和汉语拼音。原来“花园桥”标牌为 Huayuan Bridge，现在是 Huayuan Qiao。再如 1999 年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取消了英语翻译。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影响我国新闻发布会的成功，相反倒有助于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形象。这类规定都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文化形象的，只不过还没有明确地系统地针对滥用英语的法规。现在是做这种努力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建议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立法把英语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以维护祖国语言的应有地位。具体内容可以包括：

一、废止升学、提升、就业中强制性或歧视性的英语考试。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掌握英语。在非英语国家中，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懂英语，但这部分人都能从事相当多行业的工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不应该强制所有人学习英语。学校招生和工作单位招工，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对应招人员进行英语考试，不得进行“一刀切”的统一考试。职称晋升也要视实际需要决定是否考英语。在语言能力的要求上，中国人掌握英语和掌握别的一门语言应视为等价。例如，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已经掌握汉语，就已经会了两种语言，这应该与一个汉族人学会英语或别的语言视为具备相同的语言能力，不应该再对其进行英语能力的测试。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音员，只有英语节目播音员要求掌握英语，国内语言的播音员不必要求掌握英语。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除企业内专门从事翻译或联络工作的人员外，不得以不会英语为由拒绝雇用或解雇中国员工。

二、禁止公共建筑永久性英语标记。火车站、飞机场等国外宾客来往场所和旅游景点，确有需要的，可以设临时性英语或其他外语标牌，但不得在建筑物上设永久性英语标记。如果语言工作委员会可以组织对规范用汉字的检查，那么，对滥用英语就更应该检查。

三、禁止面向国内的中文报刊夹用英语（科技词和供英语教学用的材料除外）。

四、禁止电视和广播电台播音员在对国内播音中夹用英语（教学节目除外）。

五、禁止国内产品说明书只用英语，不用本国语言，禁止国内企业用英语命名，但可在用本国语言命名的同时附有英语译名。中国境内专利申请，没有中国语言名称的，应予拒绝受理。

六、禁止国家官员在对重大外事活动和国际政治活动中用英语取代本国语。

七、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性会议,除了专门研究某一种语言的学术性会议外，中国语言必须作为工作语言之一。

八、倡导全社会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倡导以使用正确祖国各民族语为荣的风尚。

作者相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随着我国立法的不断完善，我国人民必定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提高英语水平的同时，消除英语滥用的弊端，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英语过热这种殖民地文化的痕迹必将成为历史。 作者：温晋根

中国文化与文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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