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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兴起了新的一轮官员下海潮。特别是一些主抓信息产业工作的官员,脑子相对活一些,也看准了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众多机会
2003年4月,原浙江省领导主要智囊之一,有着“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的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告别了政坛,下海从商去了。五年前的1998年,40岁的吴敏一出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在这个位置上颇有政绩,例如为温州上至政府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称道的“温州数码城”和“信用温州”。他被称为“温州数码城的总设计师”,“在一定意义上,他是新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信息化和IT理论在温州的传教士。”一位省级机关的领导称赞,在浙江省和市一级的干部中吴敏一的能力和素质都不错,他曾是2001年中组部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察的4名优秀干部之一,与美国100多位政府官员对话交流,能用流利的英语演讲,电脑操作也堪称行家。今年45岁吴敏一竞选正市长失败,他拒绝了在省里给他安排职务的挽留。他表示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三步曲是求学、从政、经商,现在决定提前进入第三步—经商。吴敏一说:“当官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价值取向。‘上台为官,下台为民’,这应该是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方向。”
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评价:“这是一件好事,原来的社会精英在哪里?在官员队伍里。而市场经济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经济,市场经济的领跑人和指挥官是企业家。我们原来是颠倒的,现在社会精英向企业界渗透应该值得肯定。”与吴敏一同时辞官的还有好几位官员。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说: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惟一方式和选择,当下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一改千年的世俗眼光,对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兴起了新的一轮官员下海潮。特别是一些主抓信息产业工作的官员,脑子相对活一些,看中了这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众多机会。1998年朱基在承诺经济发展的同时,宣布在分流250万官员且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高效而精干的“小政府”。在人大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那天,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对新闻界轻松地说:“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
原国家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处长,下海后的互联通总裁高红冰说:“信息产业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我越在机关里面工作,越感觉到商业上有巨大的诱惑。而国务院信息办的工作经验又为我积累了许多的思维和资源,不将它们有效地释放出来,是极大的浪费。”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曾对游宪生下海一事作过深入报道。他是福建省第一个提出建设“数字化福建”创意的人。2001年元旦前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游宪生辞官下海,去上市公司ST中福担任民营公司总裁。游宪生并非在仕途上干不下去;离任审计也表明他的一切财务经济活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游宪生认为ST中福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很好的挑战。他说自己不完全是奔着钱去的,ST中福当时聘请他的年薪只有20万,而且公司经营形势十分严峻。“如果仅仅只是把感冒的病人治好了,医生的高明是体现不出来的。”游宪生认为自己有政府和公司的工作经历,念博士时学的是经济,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后来游宪生又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还有一大批下海官员之前主管经济工作或是当地父母官,也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和经验。2000年6月科龙新总裁徐铁峰上任,之前他是顺德市容桂镇镇长。徐铁峰不同意有的媒体称之为企业界“新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对经济工作十分熟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持培育了科龙、容声电器、冠华饲料、环球制药、松本电工等企业和品牌,科龙正是容桂镇最大也是最典型的企业。2002年7月徐刚成为汽车界的名流—吉利集团的CEO,不久前他还是浙江省厅局级官员中的一只“潜力股”: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兼省地税局总会计师,浙江省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原浙江省龙泉市长楼志新,辞职去了浙江传化集团做副总裁。
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波官员下海热,2000年前后的新一波官员热要热得多。虽然极少数官员用下海的方式洗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从主流来看,下海经商的主力,从以往的待业青年做小贩,逐渐趋向于官员和学者从事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行业。这似乎可以透视出如今市场经济潮流下社会风向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本位”向“商本位”过渡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趋势。
从社会的发展方向上看,择业自由和辞职自由肯定要成为公民的权利,这一点,官员也一样。当年香港税务局长黄河生的家人在香港堂堂正正地开税务公司。黄河生后来被解雇只是因为他在申报个人财产时没有如实地报出自己在该公司的十元钱象征性股份,影响了政府官员应有的诚信原则和公信力。微软也曾公开为中国入世谈判组的唯一女性齐红儿设立“政府关系高级顾问”一职。关键只在于政府权力有限且权力受到及时有效和严格的监督。良好的“政府关系”并非见不得人的事情。中国社科院有一个调查,官员背景下海的人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最占有优势,成为获利最多的一群人,其拥有的资本达到平均资本的2倍以上。高红冰说过,政府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储备和知识累积的场所,由于政府机关在社会上的特定作用和地位,使在里面做事的人能很快攀升到“上流社会”中去,有资源,有关系,所以一旦他出来做事情,就往往比别人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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